工會組起來了！要做些什麼事情呢？
大家常說的「勞動基準法」，是對於每一位「個別」的勞工的勞動保障，工時上限、加班費⋯等等。我們稱為「個別勞動法」。
但個別勞工往往很難與雇主抗衡，因此用「集體」的方式來爭取勞動權益，更顯得重要。來認識一下集體勞動三權：
「團結權」呢，是勞工有團結、組織工會、參與工會的權利，雇主打壓工會是被禁止的。
「協商權」，指的是工會為了改善勞動條件，有跟雇主協商與交涉的權利。如果雇主拒絕和工會進行協商，也是違法的。
「爭議權」也叫做「工會行動權」，意思是工會可以進行各種行動，例如對於雇主的陳情抗議、在公司內的招募宣傳、工會的言論自由等，甚至是「怠工」、「罷工」等集體爭議行為。
聽起來很虛無飄渺，對嗎？
姑且不管這些複雜的名詞，我們先來想想看，在你的職場內，什麼問題是最迫切需要被解決的呢？
很多公司內部都有奇怪的加班制度。明明勞基法規範有每日的正常工時、多的工時就要給加班費，公司卻發明了「工時水庫」：你今天加班兩小時、明天少上班兩小時，公司就一毛加班費都不用付。
另一個很常見的狀況，明明勞基法規範「國定假日」全國勞工都放假，公司卻直接排你當天上班。沒有問過你的同意、沒有給你國定假日加班費，然後安排你某天補休、也沒有問過你的意願。
各位同學，這是違法的，這是壓榨，是對勞工權益的踐踏。
這時候怎麼辦呢？
在「個別勞動權」的層次，公司違反勞基法了，所有的員工都可以去勞動局提出檢舉。但是檢舉的程序有些複雜，最好由工會來協助彙整資料，以及陪同檢查。
不過，公司通常不會因為被檢舉了就全面改善。
好在我們有「協商權」，可以要求公司來和工會面對面開會，討論如何修正這樣違法的制度。
如果公司很強硬，協商沒有共識的話，怎麼辦呢？
那，工會就要下一步的行動了。
工會可以開記者會抗議，訴諸公眾，甚至可以工會會員們約好，在國定假日服務業最忙的時候，一起「依法休假」，來對老闆施壓。這就是「工會行動權」。明智的老闆會知道，該要讓步了。
以上說的，並非遙不可及的理想，而是真實發生的事蹟！☞傳送門：【台灣高鐵工會故事(下)】
勞工最大的武器，就是反抗的勇氣。而團結可以把勇氣放大，讓我們走的更長遠。
法律保障勞工各種權利，但法律不會主動地為我們實踐這些權利，而是在我們行動的過程中，提供保護和依據。
只有當我們去組成了工會、發起工會行動，這些權利才會真的掌握在我們手中。
工會可以做的事情可多了，行動吧！
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企業工會 蔣萬金理事長：
2001年馬英九上任台北市長，編了預算要把清潔業務外包，同時規劃為此裁員。我們當然抗議呀！工會立刻成立了反外包小組，舉辦會員座談、提升員工的警戒意識，也要求政府要舉辦「產官學勞四方座談會」，政府辦公聽會，我們就動員五百會員去佔領會議室！
完整訪談內容
環保局工會是在民國87年（1998年）成立的，那時候社會上有一股風潮，是公部門的民營化、企業化和業務外包。大家覺得公家單位做事情沒效率、花費公帑，不如交給民間企業。工會成立前後，台汽（後來的國光客運）工會抗爭，反對民營化，台企銀工會也抗爭，反對委外。那時候我剛加入工會，覺得「哇！很新奇！」，北市產總告訴我們，這是趨勢，或許也會輪到你們。
果然，2001年，馬英九當台北市長，就編了預算要把清潔業務外包，同時規劃為此裁員。我們當然抗議呀！工會立刻就成立了反外包小組，舉辦會員座談、提升員工的警戒意識，也要求政府要舉辦「產官學勞四方座談會」，政府辦公聽會，我們就動員五百位會員去佔領會議室。工會更和北市產總，以及同樣面臨外包危機的停管局工會，一起並肩抗爭，號召兩千人一起在市政府前面抗議！
市政府從來沒有停止要把環保業務外包的念頭，每一任市長都有不同的花招。馬英九第二任又重新編預算要做「外包示範區」、郝龍斌要精簡人力、近年則是修車廠與高架路線試辦外包……工會除了一次一次的堅持原則之外，每四年一次市長選舉，我們都會動員，讓市長知道，有這麼多環保局員工，都堅持反對外包！
工會為什麼反外包？我才要問，清潔工作我們做得好好的，為什麼要外包？除了影響我們的工作權和薪資之外，外包對大家也都沒有好處！清潔工作是為市民服務，一但外包，民間公司會不會減少人事與安全的成本？垃圾是秤重算錢，民間公司會認真要求民眾做好垃圾減量嗎？
組工會可以做什麼？像是外包，就是沒辦法自己一個人面對，一定需要工會組織動員會員、教育會員，才能一起抗議的事情。除此之外工會也做了很多，像是改善制服和與雨鞋的材質、要求工作安全設備改善等等，工會也爭取三節「加一補一」（如果在端午、中秋、春節等重要節日上班，除了一日加班費之外，還要再多給一日補休）等優於勞基法的福利，以及爭取清潔獎金、工作獎金等，很多啦！
